尹贻林：建筑师负责制不适用于“一般公共品”的全过程咨询

  “我认为，最终的原因在于建筑师的职业定位与技术约束、经济约束是尖锐对立的。”日前，在被问及建筑师负责制推行缓慢的原因时，天津理工大学公共项目与工程造价研究所（IPPCE）创始人尹贻林教授的回答一针见血、语惊四座。

  在我国，建筑师负责制一直被认为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建筑项目管理模式。自2015年政府部门明白准确地提出“在民用建筑工程中推行建筑师负责制”以来，虽然国家多个文件中均有涉及，但直到现在，该制度仍在以“试点”形式缓慢推进。多数业内人士认为是政策推动力度不够，但尹贻林却不这样认为。在他看来，建筑师负责制“叫好但不叫座”，更应该从制度本身找原因。

  “在我国，有些学者一直把建筑师负责制作为‘国际惯例’来宣传，这与真实的情况不符。”尹贻林说，“要推行建筑师负责制，一定要提到建筑师职业在150年前的英国出现了分化这个事实。”

  当时，英国实行建筑师负责制，由于建筑结构日益复杂、建筑规模和体量日益增大、各种新材料不断出现、施工机械设备更新速度加快，工程管理难度慢慢的变大，出现了一部分建筑师无法驾驭的局面，最后导致了建筑师职业的分化：一部分建筑师专司设计，一部分建筑师专司工程管理。“在我国，部分学者只是看到了建筑师有工程管理的职能，便提出了建筑师负责制，恰恰忽略了中国建筑师职业并没有完成分化这一事实。”尹贻林认为，“这种‘模糊’处理，会带来很多问题。”

  2019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《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提出设计单位在民用建筑中实施全过程咨询的，要充分的发挥建筑师的主导作用。

  据此，不少业内人士把建筑师负责制与全过程工程咨询划上了等号。尹贻林强调，这是将建筑师负责制作为“国际惯例”宣传带来的问题之一。用学术的眼光看，这显然是“一种有瑕疵的观点”。

  “将建筑师负责制和全过程工程咨询混淆的原因，一是人们听到‘国际惯例’一词，便将建筑师负责制当成全过程工程咨询；二是大家看到‘设计单位在民用建筑中实施全过程咨询的，要充分的发挥建筑师的主导作用’，便将实行建筑师负责制等同于全过程工程咨询，却忘了‘由设计单位牵头’这个条件。”尹贻林分析称，“实际上，建筑师负责制具有‘设计基因’，全过程工程咨询具有‘工程管理基因’，两者有很大区别。”

  尹贻林说，从理论上看，项目管理分为项目成功和项目管理成功两部分。项目成功是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规定的目标全部实现；项目管理成功是指完成具体的设计、施工、竣工结算和竣工验收等目标。《意见》将全过程工程咨询分为两部分：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（保证项目成功）和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（保证项目管理成功）。建筑师负责制因具有“设计基因”，主要是保证项目成功；全过程工程咨询因具有“工程管理基因”，主要是保证项目管理成功。

  “但是，必须弄清楚一个概念：项目成功不等于项目管理成功。”尹贻林进一步强调。他举例说，当初，澳大利亚建造悉尼歌剧院时，采用的就是建筑师负责制。在建设过程中，建筑师约恩·乌松坚持自己的理念，与建设方产生了矛盾，约恩·乌松辞职后，建设方立刻委派他人来管理这一个项目，结果这一个项目很成功，但是项目管理不成功。

  尹贻林说，辨清项目成功和项目管理成功的区别，就能看清建筑师面临的技术约束，建筑师负责制的应用场景范围也呼之欲出了。

  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项目，绝大多数被定位为‘一般公共品’，目的是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，这种项目往往会受到经济约束。”据尹贻林介绍，根据2019年正式实施的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，投资概算不能超过投资估算，若超过10%，必须重新做可行性研究报告。“因此，考虑到建筑师的职业定位，在所有政府投资项目中推行建筑师负责制，显然满足不了《政府投资条例》的要求。”尹贻林提出，“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建筑师负责制必须在合适的项目中进行实践。”

  尹贻林认为，要破解这个难题，应当将政府投资项目分为两类：一类是“高端公共品”，另一类是“一般公共品”。“高端公共品”相当于大家熟知的地标性建筑，比如悉尼歌剧院。这类建筑能展示城市风貌和经济发展成就，对技术、经济约束较少，能发挥建筑师负责制的优势。而“一般公共品”为的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，应推行全过程工程咨询。对此，《意见》中也已明确，为增强政府投资决策科学性、提高政府投资效益，政府投资项目要优先采取综合性咨询服务方式。

  随着试点范围逐步扩大，建筑师负责制的优势及推广面临的问题将一一展现在行业面前。尹贻林表示，建筑师负责制要实现“叫好又叫座”，找准问题、明确优势，接受并通过市场的检验是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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